1935年初，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，一支侦察部队跟随着周恩来的指示，正在城内寻找合适的大本营。当他们踏入这座富丽堂皇的府邸时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这哪里是普通的住宅，分明就是一座王府般的建筑。宽敞的院落里种满了名贵花草，精美的雕梁画栋无不彰显着主人的权势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仅仅这一处宅院的粮仓和储藏室，就储存着足以供应整支红军部队的物资。这座奢华的府邸属于黔军师长柏辉章，他是如何在战乱年代积累如此庞大的财富？这笔财富又是从何而来？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？

  柏辉章出身于贵州遵义一个小商人家庭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，年仅19岁的柏辉章便投身军旅。他最初只是黔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，但凭借着过人的头脑和善于钻营的性格，很快就在军中崭露头角。

  1916年，云南都督唐继尧进军贵州时，柏辉章抓住时机，带领部下投靠了唐继尧麾下。这一步棋走得极为精准，使他从一名基层军官迅速升为团长。在此期间，柏辉章开始利用军中职务之便，逐步在遵义城内开设商铺。他先是开设了一家米行，随后又相继开办了盐行和布庄。

  1920年代初，军阀混战愈演愈烈。柏辉章又一次展现了其敏锐的政治嗅觉，他及时投靠了实力渐强的贵州军阀王家烈。在王家烈的扶持下，柏辉章被提拔为黔军师长，掌控了遵义及周边地区的军政大权。

  随着军衔的提升，柏辉章开始大肆扩张其商业版图。他利用军队的运输便利，垄断了遵义地区的盐业贸易。当时，食盐是重要的民生物资，柏辉章经过控制盐的运输路线和价格，在短短几年内积累了大量财富。

  1928年，柏辉章开始筹建遵义机面厂。这座机面厂不仅垄断了当地的面粉加工，还通过军队的关系网络将产品销往黔北各地。紧接着，他又开办了造纸厂，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，为各级政府机关提供纸张，获取了可观的利润。

  到了1930年，柏辉章决定在遵义城内修建一座体面的府邸，以彰显其显赫的地位。这座府邸的选址在城内最佳的风水宝地上，占地面积近两千平方米。建筑由江南著名的工匠主持设计，光是大门两侧的石狮子就价值千两白银。整座府邸的建造耗时两年，总计花费三万大洋。

  府邸建成后，柏辉章将其打造成了一个集军事指挥、商业运营和家族居住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。府邸内设有专门的军事议事厅、账房和多个仓储空间。在院落的后部，还专门建造了几座大型地窖，用于储存粮食和各类物资。

  柏辉章的发家过程充足表现了军阀割据时期军政商三权合一的特点。他通过军权获得政治地位，借助政治地位垄断商业，再利用商业利润扩充军事实力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循环链条。这种发家模式在当时的军阀中并不少见，但柏辉章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  民国初期的黔北地区，军阀势力盘根错节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政治格局。这片土地上，以王家烈为首的黔系军阀占据主导地位，其下又分布着柏辉章、刘显世等多位地方实力派。每个军阀都有自己的地盘和私人武装，他们之间既有合作，也存在着激烈的争斗。

  1924年至1934年间，黔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主要由三支队伍构成。其中，王家烈的嫡系部队驻扎在贵阳，控制着黔北的主要交通要道。柏辉章的部队则盘踞在遵义一带，负责防守川黔交界地区。刘显世的部队则占据了铜仁等地，守卫着黔东方向。

  这三支部队表面上统属于王家烈的指挥，但实际上各自为政。每位军阀都在自己的辖区内建立起独立的税收制度。以柏辉章为例，他在遵义设立了多个关卡，对过往商队征收＂护路费＂。同时，他还在辖区内强制推行＂军米＂制度，要求农民按照规定比例向军队上缴粮食。

  1928年，国民政府推行＂裁兵建国＂政策，要求各地军阀精简部队。王家烈为了应付中央检查，表面上将部分部队番号撤销，但实际上这些部队改头换面，以民团的形式继续存在。柏辉章更是巧妙地将自己的部分军队转为商业护卫队，名义上保护其开设的工厂和商号，实则继续保持着军事实力。

  军阀割据给黔北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除了正常的田赋之外，军阀们还设立了各种名目的附加税。193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，遵义地区的农民每年要缴纳的各类税费占到总收入的40%以上。更有甚者，军阀们经常以＂剿匪＂为名，强征壮丁充军。这些被征召的农民往往会被派去看守商铺或在工厂做工，实际上成为了军阀们的免费劳动力。

  军阀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。1931年，因为争夺一条重要商道的控制权，柏辉章与刘显世的部队在遵义城外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这场冲突持续了三天，双方死伤近千人。最终在王家烈的调停下，两人各自让步，共同控制这条商路，并按比例分成收益。

  为了维持统治，军阀们还建立起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。柏辉章通过与当地绅商联姻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遵义最大米行的东家。他还主动与天主教遵义教区建立联系，年年都会向教会捐献一笔可观的资金。这些关系的建立，使得他在遵义的统治基础更加稳固。

  在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下，黔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受阻。虽然一些军阀也投资兴办了工商业，但这一些企业大多具有垄断性质，主要服务于军阀集团的利益。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准不断下降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。

  1935年1月7日，红军主力部队进入遵义城。当天下午，周恩来派出的侦察员曾美带领一支小分队，在城内搜寻合适的指挥部驻地。经过细致的勘察，他们最终选定了柏辉章的府邸。这座位于城中心的豪宅不仅地理位置优越，而且建筑结构完整，足以满足军事指挥的需要。

  物资接收工作在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了。红军后勤部门派出了专门的清点小组，对府邸内的物资进行详细登记。在前院的几间大型仓库里，存放着大量的大米、面粉和食用油。仅大米就有15000余斤，面粉近8000斤，食用油200余缸。这些粮油物资的数量，足以供应一个师的部队一个月的口粮。

  在府邸的后院地窖中，清点小组还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军用物资。这中间还包括皮靴300余双、军用毯子500余条、棉衣2000余件。这些物资大多是柏辉章利用军饷采购的军需用品，但显然并未真正发放给基层士兵。

 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府邸的书房和客厅里，红军战士们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古董。这些珍贵的文物包括清代的青花瓷器、明代的字画和宋代的铜器等。考虑到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，红军立即成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小组。他们请来了当地的文史专家进行检验确定和登记，并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。

  当地百姓在得知红军进驻柏府后，纷纷前来协助。一些曾在柏府当过工人的百姓，主动向红军提供了府邸的详细布局图，并指出了一些隐蔽的储藏空间。城内的手工艺人也自发组织起来，帮助红军修缮府邸中破损的设施。这种群众支持为红军后续的驻地改造工作提供了重要帮助。

  府邸的改造工作随即展开。原本的主厅被改造成作战指挥室，大型地图被挂在墙上，通讯设备也随之安装到位。后院的几间厢房被改造成会议室和办公室。为便于警戒，红军还在府邸的四角建立了暗哨点，并在周边街道设立了岗哨。

  在改造过程中，红军格外的注意保护府邸的建筑特色。那些精美的雕花门窗、彩绘藻井都得到了妥善保护。府邸内的一些名贵花木也得到了精心照料。红军战士们还在院内开辟了一片菜地，种植各类蔬菜，以补充部队的副食供应。

  府邸的警卫工作也随之加强。红军在府邸周围设立了三道警戒线，严控人员出入。同时，为避免敌机轰炸，在院内修建了防空掩体，并在屋顶设置了伪装网。府邸的大门外还安排了便衣哨兵，负责观察可疑人员的活动。

  至此，这座曾经象征着军阀统治的豪华府邸，已经转变为红军在黔北的重要指挥中心。那些原本用于挥霍享乐的奢侈品和囤积居奇的物资，也都转化为了支持革命的重要物质基础。遵义的百姓们亲眼目睹了这座府邸的重大转变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更迭。

  柏辉章的府邸不仅是一座建筑，更是军阀统治时期奢靡生活的一个缩影。通过对府邸内物品的清点和整理，一幅军阀奢华生活的画卷徐徐展开。

  在府邸的正厅，陈设着整套红木家具，每一件都是江南名匠精心打造。厅堂四周悬挂的字画均出自名家之手，这中间还包括清代画家郑板桥的竹画和近代书法家吴昌硕的题字。这些珍贵的艺术品不仅代表着巨大的财富，更彰显了主人对权力和地位的追求。

  府邸的西厢房是柏辉章的起居室，室内陈设尤为讲究。床榻采用上等楠木制成，床帐用苏州特制的织锦缎子裁制。房间一角摆放着一张西式躺椅，这是从上海定制的舶来品。躺椅旁的茶几上常年摆放着英国产的钟表和德国产的留声机，显示出主人对西方物质文化的推崇。

  在东厢房中，是专门的餐饮区域。这里不仅有传统的中式厨房，还特意开辟了一间西餐室。厨房中存放着各式名贵的烹饪用具，包括景德镇的青花瓷器、徽州的铜锅以及广东进口的调味品。西餐室里则摆放着整套的英国餐具和法国红酒。据府邸的老仆人回忆，柏辉章经常在此宴请军政要员，每次宴席都要耗费数百大洋。

  府邸的后院建有一座专门的娱乐园。园内有一座小型戏台，经常邀请川剧、黔剧的名角前来献艺。戏台旁边是一处茶室，陈列着各地名贵的茶叶。茶室的墙上挂满了名人字画，园内还种植了各类名贵花卉，其中不乏从江南引进的珍稀品种。

 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府邸内的珠宝收藏室。这间严密防护的房间里存放着大量的金银珠宝。除了传统的金条、银锭外，还有各类宝石首饰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串缅甸产的翡翠项链，据说是柏辉章专门派人从云南购得的，价值连城。

  府邸的马厩也展现出非凡的奢华。柏辉章饲养了多匹名贵战马，这中间还包括蒙古马和阿拉伯马。这些马匹平时除了用于阅兵展示，更多时候是供柏辉章及其亲信骑乘游玩。马厩旁边专门建有一间马具室，存放着各式精美的鞍辔。

  在府邸的地下室中，发现了数箱进口的洋酒和香烟。这些奢侈品大多来自上海的洋行，价格昂贵。地下室的另一个区域则堆放着大量的绸缎布匹，这些都是从苏杭等地采购的高档面料，用于制作军服和礼服。

  府邸的账房里保存着详细的收支记录。这些账簿显示，仅1934年一年，柏辉章在府邸的日常开支就达到了十万大洋。这一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几十年的收入总和。这些开支包括购置奢侈品、宴请宾客、打赏戏班等各项支出。

  这些豪奢的生活用品和奢侈的消费方式，与当时遵义普通百姓的贫困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在军阀统治时期，这样的奢靡之风并非个例，而是一种普遍现象。府邸内的每一件物品，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。

  红军接管柏府后，对这座具有典型军阀统治特色的建筑进行了全面的改造。这次改造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重新规划，更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工作作风和革命精神。

  首先是对府邸空间功能的重新划分。原本奢华的正厅被改造成了军事指挥部，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，摆放着电台等通讯设备。大厅两侧的屏风被拆除，扩大了活动空间，方便指挥员们研究军情。原本用于摆放古董字画的木质展示柜被改造成了文件柜，用于存放重要的军事档案。

  东厢房改为会议室，原有的餐厅设备被搬走，换上了简单的长条桌椅。这里成为了红军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。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就在这里举行，与会人员就坐在这些简朴的木制家具上，讨论着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。

  西厢房则被改造成了办公区域。原本华丽的家具被替换成普通的办公桌椅，一些必要的文具用品整齐地摆放其中。房间里设立了多个工作组，负责情报搜集、文件起草等具体事务。每个工作组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，工作效率显著提高。

  后院的园林被改造成了菜园，种植各类蔬菜。原本用于观赏的花圃被改种上了萝卜、白菜等耐储存的蔬菜。这些蔬菜不仅供给指挥部的工作人员，剩余的部分还分发给伤病员食用。园内的戏台被改造成了临时医务室，为伤病员提供及时的救治。

  府邸的地下室经过加固后，成为了重要的物资储存空间。这里不仅存放着军需物资，还设立了一个小型的印刷室，负责印制作战命令和宣传材料。为避免敌机轰炸，地下室的通风口都进行了特殊的伪装处理。

  在安保方面，红军对府邸进行了严密的防护布置。在府邸四周设立了岗哨，并在制高点安排了观察哨。府邸的围墙上开设了多个射击孔，院内还修建了防空掩体。这些保护措施既保证了指挥机关的安全，又不影响日常工作的开展。

  为了便于联络和警戒，红军在府邸内建立了完整的通讯系统。除了固定的电台设备外，还架设了专门的电话线路，确保与各部队的联系畅通。府邸的钟楼被改造成了瞭望台，既可以观察敌情，也可以用作通讯联络的中继站。

  值得注意的是，红军在改造过程中，对府邸中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构件和文物采取了保护的方法。那些精美的木雕、砖雕都得到了妥善保护，一些珍贵的古籍和文物也被专门收藏起来。红军还邀请当地的文史专家对这些文物进行了登记造册，为后续的保护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
  这座经过改造的府邸见证了红军作风的转变。原本奢靡的军阀府邸，在红军的改造下成为了一个充满革命气息的指挥中心。整个府邸的布局变得更实用，每一个空间都得到了合理的利用。这种改造不仅满足了军事指挥的需要，也为当地百姓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。